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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互联网市场，开过几年广告公司，为加入 web3 自学编程，目前努力方向在 DA 和 社交网络。
- 会
- @daqinlbj
席勒的《新金融秩序》提出了许多颠覆性的金融改革理念，这本书可以说是我的 Web3 启蒙。虽然它写于 2003 年，比特币在 5 年之后才诞生，但其中的许多思考与 Web3 有着天然的契合。席勒是一个“实力远大于名气”的经济学家，在本书之后，他又写了广为流传的《非理性繁荣》。或许是由于《新金融秩序》中诸多金融改革迟迟未能落地，席勒后来提出了“叙事经济学”，探讨叙事如何塑造经济发展，这个概念几乎被每个 Web3 从业者挂在了嘴边。
然而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并非这些理论，而是席勒书中流露出的悲悯情怀。他始终希望人们能够远离风险，无后顾之忧地追求梦想，过上更好的生活。在我看来，席勒是一个温暖善良、但又坚韧不拔的理想主义者，而这也是我向往的目标。
《新金融秩序》中提出的“收入挂钩型金融产品”是一个极具启发性的概念。它允许贷款人出售自己未来收入的部分份额，以换取当下的资金支持。例如，小明目前在餐馆刷盘子，但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野生动物摄影师。这需要高昂的学费和设备投入，按传统方式，小明可能需要 20 年才能攒够资金，并且还要承受巨大的风险。然而，如果他能出售未来收入的一定比例给金融机构，那么机构可以根据摄影师行业的平均收入评估贷款额度，并提前提供资金支持。未来，小明只需在收入中拿出 2% 支付给金融机构——如果他未能成功，不会背负额外债务；如果他成为知名摄影师，机构则能获得丰厚回报。
这种模式在 Web3 中已有初步探索，例如前几年流行过的“个人代币”，一些人承诺未来每年将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回购自己的代币。然而，这种实践仍然过于初级，我认为真正的突破点在于 教育，因此我一直关注 Web3 领域的教育产品，如 SeeDAO 的 DeSchool 和残酷共学，并期待它们能演化出更成熟的形态。
想象这样一个教育平台：它提供完整的线上线下课程，Web3 用户只需完成学业，不仅无需支付学费，甚至还能获得津贴。未来，当他们在 Web3 领域获得收入时，按照协议约定，支付一部分收益给平台。这一模式依托 Web3 生态的透明性与可编程性，DAO 的工作机会、Dework类产品、Gitcoin 的悬赏、Polkadot 的 Tips 等都能成为收入源，最终完成收入挂钩的金融产品的闭环。
此外，教育平台还可以向合作协议内的项目方推荐人才，这不仅能帮助学员更快就业，也让项目方获得更匹配的人才。当然，前提是该平台足够有品牌影响力，并且课程质量足够高效且实用。根据我运营过的一百多节知识付费类课程的经验来看，优质课程的运营成本极高，尤其是线下课程。而在收入挂钩金融产品的模式下，教育平台的回报可用来覆盖这些成本，同时还能支持学员的津贴等激励和保障 措施。
目前，Web3 相关的教育产品主要集中在开发、运营、市场等领域，但随着更多行业的工作实现 Web3 结算，我们将能够建立 行业收入指数，进一步推进《新金融秩序》中的“职业生涯保险”概念。例如，煤炭工人在行业景气时收入较高，可以购买与收入挂钩的职业保险（在实际操作中，它类似于一种工资累进税）。当行业进入低谷时，该保险则提供补偿，从而确保工人在外部环境剧变时，生活不至于受到毁灭性打击。
我相信，诸如此类的金融创新将在 Web3 生态中得到广泛探索和应用。当足够多的协议被采用并交织在一起时，它们将塑造出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——事实上，这或许就是未来的“网络国家”。
《新金融秩序》中提到的另一个理念是房屋价值保险，产权人可以为自己的房屋投保以避免房屋贬值带来一系列损失，但实际上我更关注房价上涨对社会带来的影响。
几年前房价高企时流行这样一个地狱笑话：拿着首付的钱去创业，经过多年的努力打拼终于赚了，去买房发现早就买不起了。于是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向了投机，导致好的投机标的越来越少，再次加剧投机行为形成恶性循环。
如果有一个房产期货市场，你可以拿出少量的资金在其中建立头寸，剩余的用来去做想做的事。而那些与房产紧密相关的行业（这些行业数量非常庞大）可以做空来对冲风险。
在实践上，在 90 年代芝加哥大学试行了这种房产保险计划，但当时市场接受度有限。另外，这种模式仍然面临逆向选择风险，以及房产指数、房产公司股票等投资产品能变相地实现这一点。但作为一种实验它仍然非常有价值，目前的技术条件也能完全支持，房价可以通过预言机获取公开的备案价格以及二手房挂牌价（在某些透明度更高的国家这些数据会更容易获得）。另外，RAW 的发展也许能带来更大的机制设计空间。
最后，《新金融秩序》中最为宏伟的设想是宏观市场，简单点说，是将国家当做一个公司，GDP 作为公司的股价，从而形式一种市场。当某个国家缺乏资金建设基础设施时，可以通过这个市场进行融资。
书中的各种金融创新都非常庞大，但与印象中的理想主义又不太一样。在席勒自己看来，其中有些创新都是很小的，他在 90 年代已做过一些尝试，另外一些鉴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无法实现，于是它寄希望于新技术的发展。
但现实时，这个世界并没有任何改变。正在《叙事经济学》中它认为这些理念无法得到真正推广是因为叙事的问题。他举了一个拉杠箱的例子，这是一个发明之后寂寂无名，数十年之后才得以风靡全球的产品，并将问题归因为叙事发生了变化。然而，不知他是不是有意忽略了一个信息，拉杠箱被发明时，城市基础设施非常差，你很难想象在泥泞的道路上拉着这么个玩意。
我突然意识到，理想和现实之间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点。作为开源之父 Linus ，一种理所当然的印象是，他应该对版权制度颇有微言，但实际上在他的自传《Just for fun》中，用了很长的篇幅来非常严肃地表达：他并不反对版权制度，他讨厌的是利用版权大举谋私的人。与 亚伦·斯沃茨为了理想不惜牺牲生命不同的是， Linus 并没有想去颠覆什么制度，而是觉得当时的版本管理工具一坨屎（原话），于是他创造了 Git。
我们应该比理想主义更投机，比投资分子更理想。
多年来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：语言到底是什么？在阅读和交流时，我总忍不住思考某个词语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对方又到底在表达什么。之后我发现，很多学科都指出了该问题，例如心理学中的 ACT 理论表示，即便是一个简单平常的单词，也包含了一个人幼时父母的言传身教，从幼儿园开始受到的教育，自己经历过的创伤等等，它背后的含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。几乎相同的观点出现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名的《演员的自我修养》中，他认为，即便一句简单的台词也包含了这个人物一生所有的经历，演员在表演时应当回想人物的一生再说出台词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在这个问题上解构主义是最为激进的，直接给出答案：语言没有任何意义。
对于他们的答案，我仍然不满意。有次我看到饭馆里墙上贴的“光盘行动，浪费可耻”时，我对“浪费”一词的含义充满了疑惑。我们应该如何定义”浪费“？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，我点了一碗饭，我吃饱了，还剩一点再吃下去就恶心，此时，算不算浪费？这种浪费为什么应该上升到道德层面？
我对 浪费 一词进行了研究，在英语中似乎并未包含太多道德成份，含义也仅仅是”让某物变为垃圾“。为了表达更多的含义，英语中加入了 MUBA 一词，这源于日语。在精益管理中，MUBA 表示任何没有必要的资源配置，例如物流中任何不必要的运输、人工对货物没必要的接触就是 MUBA 。再者，汽车空调的制热利用了发动机的预热，我们可以这样表达：”这避免了发动机热量的 MUBA “。而所有这些含义，在中文中被统一表达为”浪费“，在内心深处他们被统一冠上了可耻的标签。
也许很多人有过被家长教育“不要浪费”的经历，统治阶级巧妙地披上家长的外衣，将我们合法、合理的行为耻辱化，我们的快乐成了一种罪，并且这种罪无法被宽恕，我们将带着永恒的愧疚永远地臣服于他们。
语言即权力。准确点说，未经定义的语言是一种权力。当一个人说“我们”时，他的意思真的是我和你吗？例如当你买房子时，销售问到：我们家几口人住？这里的我们并不包括销售本身，而对方只是通过这种含糊的定义取得某种优势。这些词汇不胜枚举，到底什么叫常识？什么叫知识？什么叫控制？什么是对？什么是错？什么叫价值？当你开始思考时，你会发现，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如何定义的。
我期望有一场“新汉语运动”，我们将重新思考和定义汉语中所有的词汇，包括：
- 明确定义多重含义的词语
- 多学科解读
- 创造新词以准确表达某种涵义
- 去除某些词汇中的污名化含义
- 去除没必要存在的词汇
每个词语都 NFT ，我们称它为“十万个什么”系列，我们通过提案新建或更改词汇，它不仅注重词义本身，更注重传播，从而让更多的人从不必要的统治中解放出来。当然，也许我们的光亮是非常微弱的。但当我老了，孙子坐在我膝盖上问，在那个乱糟糟的时代，你做过什么？也许我会拿出我的 NFT ，揪着他的耳朵，大声告诉他：孙子哎，爷爷至少努力过。
今天粗略翻了一下《主权个人》，这本书的框架很有意思，对我很有启发性。我们可以将将这个世界理解为信息渠道，而人类文明则是其中的信息，所有人类活动都是一种沟通，狩猎是人与动物的沟通，耕种是和植物的沟通，足球是一种沟通，战争也是一种沟通。这样建模带来一个好处，我们可以从信息论的角度来形式化人类文明，我用 AI 作为一番模拟：
香农公式（C = W * log2(1 + S/N)）揭示了信道容量（C）与带宽（W）、信号功率（S）、噪声功率（N）之间的量化关系。如果将人类文明视为信息传输系统，渠道的带宽可以类比为信息传播的媒介效率。例如，从口头语言到印刷术，再到互联网的演进，实际上是带宽的指数级扩展；信号功率则隐喻生产力的强度——技术进步（如蒸汽机、电力、AI）通过增强“信号”能量，突破噪声的遮蔽，推动文明的跃迁。
例如，农业文明依赖土地和人力，信道带宽较窄，信号功率受限于自然经济；而工业革命则通过机械动力和印刷术，将带宽扩展至全球（如电报、铁路等），生产力（功率）的提升使信息密度急剧增加。这一过程印证了马克思关于“生产力决定历史基础”的论断：生产力的跃升（S↑）与渠道革新（W↑）共同扩大了文明的信道容量，使得复杂协作成为可能。
在香农模型中，噪声（N）是信道中无法完全消除的干扰。如果将经济系统视作信息网络，MEME币可以被解构为一种“符号噪声”。它们缺乏传统货币的实体价值锚定（如劳动时间或资源背书），却通过社交媒体（高带宽渠道）迅速扩散，形成市场波动中的“信息熵增”。这种噪声并非全然消极：它暴露了传统金融体系（低效信道）的脆弱性，并催生了新的编码规则（如去中心化协议），迫使系统通过纠错机制（监管或算法）适应噪声环境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噪声与信号的界限具有历史相对性。例如，16世纪荷兰“郁金香泡沫”是当时信道（区域性贸易网络）无法承载的噪声，而今天的加密货币则因全球化带宽（互联网）获得了“噪声资本化”的可能性。这暗示着，生产关系（沟通规则）必须随渠道变革而迭代。
马克思将生产力视为历史的发动机，而生产关系是“社会交往形式”。从信息论的视角来看：
- 生产力即渠道革新：从石器到硅基芯片，每一次工具革命都扩展了人类与自然“对话”的带宽（W），并通过能源利用（S↑）提升信号强度。例如，工业机器的“功率”不仅是物理做功，更是标准化生产信息的传递效率。
- 生产关系即编码协议：语言、货币、法律等制度是社会的“纠错编码”，通过降低协作噪声（N↓）来维持系统的稳定性。封建等级制是低带宽时代的时分复用协议，而区块链则试图通过分布式账本重构信用编码规则。
二者的矛盾统一于香农极限：当现有的生产关系（编码方式）无法适配新渠道容量时，社会将涌现出“信源-信道”的失配危机（例如，信息过载下的民粹主义），直到通过革命或改革来升级协议。
《主权个人》预言的“数字游民”本质上是新型的信源节点——他们利用加密技术（抗噪编码）和全球带宽（互联网）绕过传统的中心化信道（民族国家），实现点对点价值传输。这种“主权”的转移，恰如香农定理中通过提升信噪比（S/N）突破信道极限：当个体能够直接访问高带宽低噪声的全球网络时，传统权力结构（低效中继器）必然会被边缘化。
未来文明可能呈现“分形信道”的特征：既有主权国家的广域低速网络（维持基础秩序），也有DAO组织的局部高速链路（承载创新）。而是否能在噪声中筛选出创造性的信息（如MEME币背后的社群共识），将决定人类是否陷入热力学熵寂，还是迈向信息论意义上的“负熵文明”。
记录下《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: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》的几个点。这是一部研究自组织的经典，很多实质上的 DAO 已经存在了上百年。
- 监督是二阶公地悲剧：这是一个很具开创性的观点，但细想又觉得理所当然。它指出让成员相互监督是不可能的，同样社区监督委员会的机制也是行不通的。寿司 DAO 曾经出现了委员会成员扣留运营费用为己所用的问题，细节相当复杂，社区根本无法监管。在历史上，崇祯时代很多官员贪污，于是派出了“巡抚”去监督，结果巡抚也开始贪污，不得已崇祯又派出巡抚的巡抚，结果还是一样，最后套了好几层娃。
- 分级制组织：目前很多 DAO 的组织形态依然是垂直型的工会制，非常低效且危险。
- 制度供给同样是一种公地悲剧：1）如果新制度“有可能”损害当前成员的既得利益，那么这个制度很难落实。这里微妙的是，不一定真的损害，仅仅是可能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新制度有望在未来增加成员收益，也无济于事，因为“损失厌恶”心理。2）参与度问题。
我不太喜欢 d/acc 这个概念，它包含了太多涵义，如果深究，几乎每一个都非常复杂，最终这些概念将演变为无脑化的标签。因此，这个概念更像一个缝合怪。
什么是加速？什么是差异化？什么是多元？什么是防御？什么是意图？什么是自由？什么是民主？这里每一个概念都相当复杂，这必然将导致大量的误解，也许这是精英主义社区的协调问题的根源之一。
https://arxiv.org/abs/2405.07987
《柏拉图表示假说》这几天很火的一篇人工智能论文提出了一个假设：不同大模型的表示趋于收敛。也就是说，语料库相同，则不同大模型的结果都是一样的。虽然有不同的学科，针对不同学科有不同的优化模型，但对于大模型来说实际上没什么区别，它们抽象出了跨学科的“元认知”，这是在不同学科之间的“通用认知”。
我对学科之间的交叉非常感兴趣，在学习心理学时，有一种比较前沿的治疗理论是“精神病科室管理”，它将不同症状和治疗方案抽象为不同模块，再组合起来针对性地治疗不同患者。这一治疗理论对于非常复杂的心里疾病具有非常好的效果，例如人格障碍的症状非常复杂，每个患者的症状差异性非常大，用于治疗的药物之间还可能相互冲突，使用这种模块化的方式非常有效。当然，实际的理论还是比较复杂的，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理论时突然发现，这不就是领域驱动设计吗？心理学和编程两个几乎不相干的学科，以一种奇妙的方式产生了联系，我甚至怀疑提出这个理论的心理学家应该有一个搞编程的对象。
像这种学科之间的互通举不胜举，特别是控制论这种大箩筐式的学科。那么，如果 AI 在人类认知的基础上，找到了元认知，并且更好地描述世界，那么人类的创新能力不知道是不是也包含在其中。
让我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们什么是公地悲剧，你们都挖坑不更，我不挖岂不是亏了？
https://github.com/flashbots/mev-research/blob/main/resources.md
以太坊抗审查历史几乎就是一部中国太监史，起初太监并无实权，整活的也只是极少数。因为历朝都要求太监不识字，没有文化还怎么干政。直到有一个叫朱瞻基的懒虫，为了自己摸鱼，系统性地传授太监知识。这回好了，起初太监也是好好干活的，直到他们尝到了权力的味道，一切都变了。为了制约太监的权利，将他们分割为批红和掌印两个部门，让他们自己内斗。
以太坊抗审查历史几乎一模一样，起初验证者也是一心一意的干活，直到 MEV 问题出现，这才发现幸福就在身边。为了制约验证者权利，社区自发地形成了事实上的 PBS (flashbot)，提议者就是批红太监，他们决定了内容，验证者就是掌印太监，决定了最终确定。
如同东厂西厂，纷争开始了。看起来权利分配得很合理，相互制约，实际上由于交易的不透明性，验证者只能全盘接受提议者的区块，而提议者并无动力提升抗审查性，导致浪费大量的 Gas，事实上验证者已经失去了制约提议者的能力。